文章来源：界面新闻
截止到2020年3月，中国的直播用户数已经达到了5.6亿，占全国网民总数的62%。观看电商直播的人数当月也已经达到了2.65亿。另外，据新华社报道，游戏直播和直播节目的用户数量也分别增长了2200万和4400万，其中游戏直播占网络用户总数的近29%。
直播形式和目标的多样化，促使其成为了日渐主流的生活方式，而直播产品能发展至今的核心策略，在于抢占用户的时间。
庞大的交易数额是建立在时间的增殖之上的。直播用户活跃的时段在晚上6点之后，在9、10点达到高峰。近月来，每天观看时长超过一小时的用户同比增长了40%。
作为一天中最休闲的时光，过去，晚间的19：30——22：00是各大卫视的黄金时段，一般会播出国民度最高的电视剧或综艺节目，但直播的侵入直接挤压了传统媒介的生存空间。毕竟每个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，因而对时间的抢夺就成了流媒体商业模式中最重要的考核指标。
消费型社会中，休闲并不完全意味着享乐的自由，它也是对非生产性时间的消费。白天劳动、晚上消费，一个社会系统一旦完成这样的供给循环，就有利于实现收益最大化。
但在和许多喜爱观看直播的人聊天中，不难发现一个共性：人们对于自我时间的认知并不遵循经济学意义上的评判标准，他们更在乎的是一种直觉。在这个层面上，直播的作用不外乎一种心理补偿。
“白天太累了，晚上看看直播。“或是“我开着直播，还可以做做家务、搞点自己的事。”许多人向我这样描述看直播时的场景。对于他们来说，直播的功能和功利化的目标是割裂的，它不是消费，而是消遣，比追剧容易，比逛街轻松。
直播的语言
直播中主播个人扮演的角色非常关键，其个性、话术、导流能力都决定着一个直播间的传播效率、流量影响力或订单成交额。
进入一个陌生直播间，观众需要先判定是否能适应这个直播间里构建的语言系统，而留下并成为粉丝，则意味着接纳。
“所有女生”、“XX的女人”......大多数主播都有一套自己的话术，除了为粉丝设定特别的称呼，指令刷屏“统一的口号”或是“统一的行动”也是加强社群团结的有效手段，比如让所有人一起点赞超过200万，就能获得一张大额优惠券。
从线下BA到直播带货，新晋主播们最大的挑战是去适应沟通模式的变化。
我们为何对直播上瘾?
带货主播和粉丝的关系建立在一种快速反馈的互惠机制上，但，我们到底为什么会对这样的关系上瘾？
在香港大学官网登载的一篇名为《How does China's Livestreaming economy operate》（《中国的直播经济是如何运行的？》）的文章中，作者写道，观众对主播的期待反映了他们符合互惠的文化规范，即“没有免费的礼物”。这集中表现在观众的打赏行为上。如果观众在观看直播后获得了乐趣，他们会给直播者送礼物。然而，他们实际上希望直播者能给他们特别的奖励或反应。
主播对观众的回馈是制度化的义务，这为看客提供了巨大的成就感。这种情况在才艺直播和明星带货中最为常见，比如打赏最多的人可以获得一次独立点歌的机会，或是让粉丝更容易被Idol看到。另外在带货型直播中，打赏还能起到为商品背书的作用。
这些不同形式的直播构建起了丰富的直播生态，改变着现代社会的互动关系，让不同角色的人们彼此陪伴和成全。
技术进步让这种功利性陪伴的门槛降到了历史最低点，你只需要拿出手机，就能度过一个不那么冷清的夜晚。
因此，直播常常被大众媒体形容为对社会的疗愈。
这个结论的基础一部分是中国人口结构的改变。根据《中国统计年鉴2018》的数据显示，中国单身人口总数占当年总人口的18%，单身人口总数达到了2.49亿，相当于英法德的人口总和。
但这个判断也许并不那么站得住脚。我们应该明白，微型家庭和独身社会并不意味着更加孤独。孤独并不单纯是一种个人感受，也是文化系统中的概念，它是工业化、制度化、技术化的产物，是一种商业化的假象，它的目的是创造大众对热情服务和奢侈物欲的需求。
在消费中，集体总能得到凝聚力的增强，每个人都能像身处大型节庆一样开心；在消费中，我们也并不孤独，我们只是想要更多。这也是如今的商家都越来越懂得为产品赋予更多精神价值的原因。